6月16日，江西新余的唐先生向媒体反映，2025年4月他将患重症的孩子从江西省儿童医院转至上海治疗时，800公里的路程被“民营救护车”收取了28000元转运费，转运费是直接转到司机的个人账户，且无费用明细及发票，其质疑是否合理。

此事曝光后，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质疑。有人认为民营救护车“趁火打劫”，利用患者家属的焦急心理牟取暴利；有人批评公立医院将患者转介给民营机构时未尽到告知义务，甚至怀疑存在利益输送；还有人质疑监管缺位，认为民营救护车行业长期缺乏统一收费标准和透明化监管，导致乱象频发。

事实上，医疗转运服务尤其是跨省长途转运，确实存在信息不对称、定价不透明、服务标准缺失等问题。尤其当患者处于危急状态时，家属往往缺乏议价能力，只能被动接受高价服务。

在质疑的同时，也要看到事件背后的复杂性。公立医院受资源限制，难以覆盖所有跨省转运需求。通常情况下，120救护车主要服务于本地急救，对需要携带ECMO等复杂设备的重症患者，长途转运风险极高，且车辆调度、人员配置均存在实际困难。另一方面，民营机构提供此类服务需承担更高成本，并且，民营救护车既未被纳入120急救体系，又缺乏非急救转运的明确规范，导致其定价和服务质量容易游离于监管之外。

非急救转运的规则缺失，是产生这类争议的重要原因。院前急救转运由120急救中心统一调度，收费标准、服务流程均有明确规范，患者权益相对有保障。但非急救转运服务，如跨省转院、康复出院等，却缺乏全国统一的制度设计。部分地区虽出台了地方性规定，但执行力度参差不齐，且难以覆盖跨区域转运的复杂性。当正规机构因风险高、利润薄不愿涉足，就会催生“民营救护车”市场，并且导致定价混乱。

具体到此次事件，这辆跨省转运的救护车配备有呼吸机、ECMO等设备，不仅运行成本高昂，而且需要专业医护团队全程监护。对于民营机构而言，若按常规急救标准定价，可能连设备折旧和人力成本都无法覆盖。此外，长途转运的特殊性进一步放大了成本压力。800公里路程意味着连续驾驶10小时以上，车辆磨损、燃油消耗、司机与医护人员的劳务费用均需计入成本。若再考虑重症患者中途病情恶化可能导致的医疗纠纷风险，包括这种业务需求很少而缺乏规模效应，机构通过提高单次收费来平衡成本便成为一种合理选择。

近年来，从“急救人员拒抬患者下楼”到“患病乘客爬下飞机”，类似争议不断暴露出患者转运领域的规则滞后等问题。对于多元且复杂的医疗转运服务情形，简单质疑或批判无助于问题解决。若一味压低收费标准，甚至不问原因一概严查严惩，可能导致合法机构退出市场，特殊服务无人提供，患者被迫转向更不透明的“黑救护车”。若放任市场定价，又可能催生乱象，加剧患者的经济负担与健康风险。因此，对于这起事件引发的争议，社会还需理性思考，找出多方都能接受的方案，进而让所有转运需求都能匹配上相应服务，所有服务都有章可循。 □ 罗志华